纵囚论欧阳修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

Question

纵囚论

　　　　　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转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注】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周武）。

1．对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录 大辟 囚三百余人　　　　　　　　　大辟：指死刑

B．此岂近于 人情 哉　　　　　　　　　　人情：人之常情

C．不意其必来以 冀 免　　　　　　　　　冀：希望

D．吾见上下交相 贼 以成此名也　　　　　贼：残害

2．下列句子中加点字的意义、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 于 兹六年矣　　　　　 覆杯水 于 坳堂之上

B． 若 屡为之　　　　　　 若 事不济，此乃天也

C．约其自归 以 就死　　　 木欣欣 以 向荣

D． 乃 罪大恶极　　　　　　 臣 乃 敢上璧

11．下列各句中作者认可的君王“施恩德”行为的一项是（　　）

A．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

B．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C．大意其必来而纵之

D．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3．下列分析不符合原文意见的一项是（　 ）

A．《纵囚论》历来被认为是我国古代说理文中名篇，文章以观点鲜明、逻辑严密、中心突出取胜。

B．欧阳修认为，唐太宗“纵囚”是“逆情以干誉”，是统治者博取好名声的假仁假义的行为，不可为天下之常法。

C．在欧阳修看来，那些罪大恶极的犯人能按期归来，是因为他们估计到这样做了，定能得到皇帝的赦免，并不是皇帝恩德深入人心的结果。

D．作者认为“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的举动，只有君子才做得到，小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反映出作者思想的局限性。

 

4．把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swer 1

1．D/贼：揣度，揣摩。 2．B/B若：均作连词，表假设。A于：前句的，介词“到”，后句的，介词，“在”。C以：前句的，连词表目的，译为“来”。后句的，连词去修饰，相当于“而”。D乃：前句的，判断词“是”，后句的，副词“才”。 3．B/“而又纵之，而又来”是作者对君王施恩考量所作的合乎情理的推断。 4．D/君子与小人在难易之间，而没有说小人不可能做到，表达过了。 5．（1）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 （2）不标新立异来自称高明，不违背人情来求得好名声。 （3）我这样做（退让）的原因，是以国家的利益为先而以个人恩怨为后啊!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