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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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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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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本雅明第二次来到巴黎.之前申请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资格的论文惨遭否决,与他关系一直紧张的父亲这一年去世,和妻子朵拉的关系日益疏远,他个人在德国的经济状况也极其窘迫.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巴黎,没有什么明确而坚定的计划,除了翻译普鲁斯特作品的便利之外,多半只是由于德国已没有什么值得留恋. 巴黎以一种梦幻般的姿态接纳了他.这里的物价比柏林要便宜一到两倍,可供穷人消磨一整天的咖啡馆到处皆是,更不用提各种向艺术家和流浪汉同时敞开心扉的小酒馆、舞厅、剧院以及画廊了.最为重要的,还有那些可供游荡者整日闲逛的拱廊.在给情人的信中,本雅明表示,他已“完全沉浸于巴黎生活的现象.” 我们需要在“现象”这个词上暂时停留一会.一战之后,欧洲在一种没落的愁绪与新开端的兴奋中左右摇摆,而宣称“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则被视为新开端的征兆.现象学强调对意识生命和世界体验的关注,对内在与外在空间中的现象的关注,主张让事情本身得以显现……而种种这些,从来也都是诗的主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上世纪初的现象学家们,和同时代的伟大诗人们,尤其是霍夫曼斯塔尔和普鲁斯特,信念是一致的:“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认识感觉的真实的A、B、C.” 没有太多的证据表明本雅明与现象学的亲缘,但提到霍夫曼斯塔尔和普鲁斯特,却都是本雅明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人物.前者在本雅明最窘迫孤独时期伸出赞赏和友谊的手,而后者,则一直是他思考并企图翻译的对象.我们再联想一下他与布莱希特、阿拉贡以及里尔克的友谊,或许可以说,正是通过诗人与小说家,本雅明一只手虽然搭上了现象学的电网,但却并没有被电网挟裹而去,成为又一个企图拽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的哲学学究. 是巴黎这个具体的城市,而不是别的什么形而上学的问题,构成本雅明动荡的后半生里一个稳定的研究与思考核心. 于是,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尤其在1939年提纲)里,本雅明一方面如现象学家们一样抛却 “本质”与“表象”、“外部”与“内部”等等诸如此类的二元对立和简单批判,直接面对拱廊、世界博览会、居室、通衢大道等等诸多活生生存在于巴黎这个大都市中的“新奇”现象;另一方面,展现在他面前的“现象”,又并非通向一种严格科学意义上可以把握的意识运动,而是指向一场完整的、被经验到的巨大幻境.这场幻境以巴黎公社的领袖布朗基在监牢里写下的一段对宇宙幻境的沉思,作为全部“拱廊研究计划”思考的一个收束点.——“进步最终不过是历史本身的幻境.” 这幻境是令人沮丧和充满压力的,对意识到这种幻境的人而言,为了活下去,他无法在原地继续停留,必须去寻找一些真实的避难所.在波德莱尔那里,这个避难所就是永恒存在于都市的、永远拥挤和流动、如面纱又如迷宫一般的“人群”.但他了解面纱背后的幻境,了解迷宫中心端坐着吃人怪兽,因此他并不跟随任何一道人流,他只是作为一个现代英雄隐没其中,从而得以写作诗篇,并且正常的生活.而对于深深了解波德莱尔的本雅明,由于他本质更是一个思想者而不是诗人,他选择投身的避难所,必定不是人群,而只能是思想.因此,我们得以看到一个隐没在各种思想潮流之间的本雅明,一个无法归类的思想闲逛者. 如同水在水中,波德莱尔在人群中,而本雅明在思想中.对于巴黎,这些都是真实的. 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