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白居易的写作特点和写作特色.

Question

关于白居易的写作特点和写作特色.

Answer 1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是杜甫之后,唐朝的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是唐代诗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他本人最得意,价值也最高的是他的讽谕诗.
他的讽谕诗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广泛地反映人民的苦难.这其中有同情农民的作品,如《杜陵叟》,也有哀叹妇女命运的悲歌,如《上阳白发人》、《后宫词》等.二、深刻地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如《卖炭翁》、《红绒毯》等.
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并非以讽谕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