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一向以诗歌国度为骄傲的民族到了今天，已经基本上与诗无缘了。除了教科书中的古典诗词和一些因时而变的所谓新诗，供孩子们形成概念外，大多数的读者，并不知晓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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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一向以诗歌国度为骄傲的民族到了今天，已经基本上与诗无缘了。除了教科书中的古典诗词和一些因时而变的所谓新诗，供孩子们形成概念外，大多数的读者，并不知晓也不关心今天中国诗人的存在与否，无论自何种角度，也看不到诗歌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相联系的证据。原因很简单，从生活样态和社会意识来看，经济头脑和市场逻辑的强力主导，使遣词造句、吟风弄月之事看上去纯属多余，从写作者或者说诗歌的发生状况来看，仍在不断发表作品的极少数从业者，已经日趋流落为边缘群体。

现代社会对诗歌荣誉、诗人地位的取缔已经是事实。关于诗歌的话题也就只能在所谓专业化的语境中自说自听——近三十年来，以“现代”、“国际化”为旗号的中国诗人们孜孜以求的，正是“个人”、“私人”和“纯诗”一类的东西，拒斥通俗，反对大众化审美，梦想与众不同的成就和价值，这本身就为诗歌的命运自设了陷阱。

我们从现有标本看到的，是从《诗经》到汉魏时期的古风、乐府这样一些带有先民原初思维特质的歌咏，是唐宋以来的诗体自觉及形式上的登峰造极。后世的人们，在将早期汉语固有的声韵和节奏逐步书面化、文本化的同时，渐渐游离了天然的性情流露和生命哀叹，又被儒道之类的政治文化辖制，成为千年不变的教化工具，即便屡屡出现反抗载道、逃离世俗、解放心灵的冲动，却终归是游戏性质的，在认识上，在精神层面则是宿命论的和停滞的。古代中国的诗歌，粗朴纯真，感时伤事，但少有对人的意识的深层观照，少有对精神世界的持续探求。

近世白话文运动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所谓新诗的诞生。“新诗”似乎是一种基于思想浪漫而催化出的文体的浪漫——胡适、徐志摩、郭沫若这样一些典型人物大肆铺陈，为情造文，因时事造文，假思想之名造文，自由体翼然展翅。有人称此处发生了文化的断裂，其实非也。白话文运动也就是汉语的现代化，其功也许可比近代社会历史运动中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只有少数人掌握的书写、表意系统，被空前地大众化了，文化的神秘与特权色彩被抹去，民主的曙光已经初现。但诗歌却很快停滞不前，原地踏步，再次脱离了读者大众。原因在于，新诗对体制有解放而无建设，基于语言的音韵节奏等特质的形式生命，涣散为七零八落的长短句，没有了任何抑扬抗坠、顿挫起伏，所谓“内在节奏”的形成也并无章法，诗人们只是率性为。最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起初的精神动因——与呼唤民主、科学、自由，反对封建专制文化，吁求健康国民性等“五四”精髓共生的思想锐气，在诗歌中不仅未见光大，反而屡被强加的战祸与社会的癫狂所压制干扰，及至消弭不见了。百年间，扔掉了旧式枷锁的新诗人们，就其思想的僵化、意识的荒芜而言，其实仍旧是破衣烂衫，唯有一副看似放浪形骸的奇怪尊容而已。

由于上述的未完成状态或曰畸变，我们看到，今天的中国诗人们，的确是没有太多体面可言的。

（节选自殷实《语言和谐与价值和谐》，《读书》2012年第1期）

5．下列关于“新诗”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包括新诗在内的现代诗歌已经远离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主要是因为经济头脑和市场逻辑在当代生活样态和社会意识中占主导力量。

B．新诗的没落与中国诗人“个人”“私人”化的追求，排斥通俗和大众化审美，企图非凡的成就与价值有密切关系。

C．新诗作为自由体诗歌，有胡适、徐志摩、郭沫若等典型人物大肆铺陈，为情为事创作，真正实现了思想的浪漫和文体的浪漫。

D．在白话文运动中产生的新诗，体制上有解放无建设，内容上与“五四”精髓共生的思想锐气却没有发扬光大。

6．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中国曾是以诗歌为骄傲的国度，而今天的人们基本与诗歌无缘，以至写诗的人逐渐沦落为边缘群体。

B．今天的孩子们对诗歌形成概念一般是依靠教科书上出现的古典诗词和一些所谓的新诗而已。

C．现在大多数读者既不知道又不关心当今中国诗人的存在与否，也不见诗歌与当代社会生活的紧密关联。

D．从诗歌的传承与发展历程来看，诗歌一旦变得书面化、文本化，就失却了天然的性情流露和生命哀叹，一直充当教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