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兴盛对儒学产生什么影响

Question

1,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兴盛对儒学产生什么影响

Answer 1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佛教兴盛对儒学产生什么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声韵学方面
　　因为中国文字非标昔字母,所以中国人对于语音的研究与分析,有时不免感到困难.但在历史上有二个时期,因受外国人标昔方法的影响,使中国人在审晋方面,有特别的进步.其一,即是后汉到唐,由于佛教的输入,佛经的翻译,印度拼晋文字,如梵文等,也随之传人,因而使中国的音韵学产生辉煌的成绩.其二则为明季至现代.
　　佛经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改革,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改变,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都产生新的气象.梵文字母的翻译,需要区别长短昔,但当时的声韵条件都一样,同一字可译成长昔,也可译成短音,只好用声调来区别.于是,由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而创造了永明四声,反切也因而兴起.此外,还促成韵书的制作、字母的发明、四声的流行、等韵图的创制.例如,现在查字典,看字的读晋就是靠反切,如果没有梵文的传人,中国是否会创造出这个方法,是顿有疑问的.（注十一）
　　音韵学的研究和后世诗歌的写作,更有深一层的关系.由于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而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古诗改进为律诗和绝句,而对于每个字句的切韵和审昔,五律五绝或七律七绝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因此,中国的声律音韵,深受转读佛经和翻译佛经的影响,自不待言.
　　二、文体与小说方面
　　中国人向来主张作文要多读多看,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一.中国本来没有文法,但由于佛经的翻译,也将梵文的文法输入了中国,如“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又如佛典中“六离合释”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只是未能普遍为民间所运用.
　　佛教在小说方面的影响更大,禅宗语录和宋儒效焉,实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革.“弹词小说”、“平话一和长篇白话小说的出现,都是由“变文”演变而来的.“变文”来自僧人的“唱导”,法师在讲经后,有唱导,除了讲经赞之外,还讲佛经故事,后来更发展至讲历史故事,变成话本小说.近人孙楷第曾研究唐僧“俗讲”演变成小说的经过.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头经常有诗,行文中也常有诗赞,都是源自佛教的俗讲和唱导.
　　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居易和苏东坡等人的诗,也可溯自禅宗的“颂古”和寒山、拾得的新诗.梁启超说：中国古诗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佛昕行赞”的影响.唐代禅宗大师,创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因而促成了宋明理学的语录出现（注十二）.明清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浚以韵文作结束的形式,以及弹词里夹用说白与唱文,也都是受到佛经中“长行”和“偈颂一并用的暗示.
　　至于小说的内容,更具佛教色彩.魏晋六朝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后来的笔记小说,如《聊斋志异》等书,基本题旨都是谈善恶因果、生命无常.又如《南柯记》、《黄梁梦》、《枕中记v等故事,都表现出生命的无常感；《目莲变文》、《三国志平话》、《醒世姻缘传》等,则强调因果观念.此外,还有报应、神通、轮回、惩奸劝善等主题,数不胜数,甚至一般历史小说、社会小说,也加入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至如《红楼梦》讲太虚幻景,真真假假,也有佛教的影子.总之,因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小说的题材和内容都扩大了许多.
　　另外,由于佛典的翻译,使中国增加了许多新词汇,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本为梵语；又如“般若”、“涅盘”、“瑜伽”、“刹那”等,也是从一切经的昔义翻译而来.日本新编的《佛教大辞典》,收录这类词语共三万五千余条,都是由汉晋到唐八百年间许多高僧大德所创造的.语言的功用是在表达观念,增加了三万五千个词语,即增加了三万五千个新观念,由此可知,翻译佛经对我国语言的丰富,贡献有多大.
　　二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一、绘画雕刻方面
　　汉代以前,君权高涨,所有美术制作,都以君主的意旨为归依,如夏桀的瑶台倾宫,商纣的鹿台琼室,周代的宫室之美、器饰之富,无一不是迎合当时帝王的要求.后汉以后,佛教传人,中国的艺术,遂由贵族艺术一变而为宗教艺术.建筑从宫殴楼台变为寺塔,绘画虽刻从君臣肖像变为佛菩萨像,工艺从宫廷器皿服饰变为宗教性的佛物法器.这种艺术形态的延续,自汉迄今,虽历代有盛有衰,但观其繁衍嗞长的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汉明帚永平十一年（西元六八年）,建白马寺,绘千乘万骑浇塔三匝图于寺壁,这是佛寺壁画的滥觞.东晋末叶,五胡乱华,各国君主大抵崇尚佛教,如苻坚于建元二年（西元三六六年）命沙门乐僧开凿炖煌石室,雕造石佛,为中国凿窟造像的嚆矢.姚兴也令各县都建佛寺一所,佛教美术因而广为流行.
　　北魏拓跋氏以东胡君临中原,主多英武.兴安元年（西元四五二年）,文成帝即位,僧昙曜奏请从事大同；云冈石室的开凿,室内凿成无数的石鑫佛像,内部构造,大体中央凿造方塔,四面雕刻佛像,壁间佛龛顶上多作尖圆,佛像的面貌体格和中国人回异,唇厚眼长,鼻梁高直,头丰肩张,挺然雄姿.这是中国虽刻很少见的手法.在佛教未传人以前,中国没有塑像的技艺,于是这些佛像艺术如云冈石室、敦煌石室、龙门石室等,都成为中国北方三大佛教艺术的陈列馆.
　　谈到敦煌石窟,数以千计的艺术品更是令人赞赏不已.东南有莫高窟,是大规模的千佛洞.其中第一百二十N洞、洞窟北壁的大型坐佛台下,有魏大统四年建造的铭记；洞内壁画纯为中国式,佛塔则属犍陀罗式系统.北壁佛鑫的左右,绘有象头昆那夜迦,或三面六臂乘牛坐像,或一头四臂乘鸟像,似为密教题材.西壁虽有中印手法的佛像,一面绘有印度式壁画,这种中印度式的佛教美术,逐渐中国化.例如,佛像的衣端部分,西方美术是用浓厚阴影描写,此处则为线画式；天井中央,绘天盖形,虽然样式传自西方,但已中国化.另外,中国佛教造像,每多依据经论,由作者自由想像,予以创造,使用材料也极赓泛.南北朝时代,除在石室内雕刻固定群像外,更有用金、银、铜等材料,虽塑各种移动的佛像.
　　在绘画方面,三国时天竺僧人康僧会,从西域带来很多佛像,影响中国的绘画艺术.从魏晋开始,绘画风气大盛,南北朝时佛像画兴起,尤其印度、西亚绘画的方法,随佛教输入中国.西亚画法注重阴影阳面的强烈对照,并常参酌并用,以凹凸画法描写描述佛像,显然不同于中国原来的画法.曹不兴以写佛像画闻名,往往写长五十尺的佛画,运笔如飞,迅速而成.其弟子卫协写佛像,更是栩栩如生,相传他画佛不点睛.后来的吴道子也以画佛著称,人称“昼圣”.
　　在艺术理论方面,大乘佛教传人后,禅宗对山水文人画的影响甚大.此外,印度绘画的六技法,和中国也有相通的地方.中国绘画的技术,是否受印度的影响,虽不得而知,但中国画风和佛像画的确有文化关系.
　　另外,由于佛教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许多无价之宝.许多名家字迹,藉著佛教的流传而遍及民间.“鱼山梵哏”是受了佛教梵昔影响的中国音乐.汉代的两种乐器——箜篌和琵琶,也可能来自印度.《法华经》记载有很多乐器,如萧、笛、琴、箜篌、铜铙钹、琵琶等.
　　一、建筑方面
　　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著中国的建筑形态.佛教的建筑力求艺术化,建筑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佛塔建筑也为中国建筑推进一步,开拓新的里程.
　　白马寺建立之前,佛教虽已传入中国,但并无佛寺的记载,也许是因为早期的佛教建筑都以佛塔为主体.遗体崇拜的哲理,为中国教徒所接受,于是以天竺佛塔的形式重构,而忽略了佛寺.另一原因则为我国建筑原本就已相当发达,因此佛教传来之初,必无新型的佛寺建筑产生,或借于官宅成寺.
　　我国的佛寺建筑,除窟洞石寺外,全属固有的木造建筑.这种木造建筑,在佛教输入前,已有二千年的历史,自有其特色.如柱以石为之,柱和柱之间砌砖或石,其上覆石条；柱已有卷杀收分之法,其状如梭；柱础以莲办为饰；斗供是花茎状；昂,漠赋中已有“昂”一词,功用和椽相若；屋顶有四注,歇山均有,坡度甚小；椽有放射形和正椽两种；天花即为方格之藻井,中刻绘莲花.这些不同形式、不同功用的建筑装饰,为中国建筑增添了不少新气象.其后各代佛寺建筑多有演变,且各具特色,著名的有南北朝河南嵩山寺、北齐大庄严寺、隋天宁寺塔等.
　　三佛教封中圆哲学思想的影响
　　佛教初人中国时,与道术并行；魏晋南北朝,与支学合流；唐以后,各宗派成立,尤为中国思想的表现.
　　东汉末期,朝政混乱,黄巾叛起,董卓之变,三国争衡,至晋八王残杀,五胡乱华,胡族入主中原,整个中国的思想哲学,随著时代动乱而起了很大的变化.汉代,无论君臣人民,都已披上神道谶讳之说,任何行事都迷信神仙道术.老庄哲学更是乱世的产物,看破人间种种丑恶,对现实制度不满意,亟想反璞归真、清静无为.佛教适时传入,汉魏晋南北朝的中国思想,无论儒家或道家,都借著形态上的相似,通入佛教,使佛教夹杂在道术、玄学之间.
　　王弼、向秀注老庄,注周易,开创六朝玄学的风气,一般学者也以精研老庄周易为时尚.但这些方术和玄学都以道家自然无为的道理为原则,主张天地万物以无为为本.佛教为了脱离方士而独立,开始在各知识分子和君王的提倡下,积极翻译佛经,使中国人了解佛教真义.清谈派的学者,则以人和造物者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于是,佛道声气相通,脱离了神仙道术的思想,并提高了它们的学术价值.魏晋时代,讲佛学者引用老庄,讲老庄者引用佛学；老庄的“无”,即是佛教的“空”、“无我”,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发明.
　　唐代,各宗派先后兴起,其思想虽源自印度佛教,却表现出中国的境界和特色.从天台宗,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倾向；从禅宗,更可看到中国佛教的最高境界,不复有印度气息,完全融合了中国固有的老庄文化.
　　四佛教对中圆科学的影响
　　随著佛教的传人中国,中印交通渐趋频繁,印度文化源源而来,除佛学外,还有天文历法、医学工业等.
　　一、历法、算术方面
　　古印度的天文算术发达甚早,曾受希腊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中国的天文学.南北朝时,印度的天文历算已盛行于中国.《旧官书》卷一五八四西戎传日：“天竺国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隋书》卷三四经籍著录有《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二十一卷.虽然这些书籍已经亡失,仅存其名,但可知隋代已经译出印度天文历法六十卷.
　　谈到算术,《隋书》经籍志载有《婆罗马算法》和《算经》各三卷.汉末徐岳撰《数术记遗》一卷,北周甄鸾注释.徐岳之学,得自汉代《历法》作者刘洪.甄鸾是北周时代笃信佛教的数学家,则根据《楞伽经》加以注释.北魏时代,算数博士段绍,其学传自佛教徒.南北朝时,中国算学所受印度的影响有“三等数法”,即万以上之十进,万万进及倍进之法.晋译《华严经》,所举数法为倍倍变之,陈译《俱舍论》,则为“十十变之,百百变之”.中国用十位计数,共有十五位,即一、十、百、千、万、亿、兆、一只、垓、秭、楼、沟、涧、正、载.实际上,亿以上以万数表之,佛教经典中所举的洛叉、俱胝等,其数量计算位,更超过人间所用的数泣,纯属地上菩萨的境界.中国的十六位,从一数起,或为印度古来相传的计数法.
　　二、医学、工业方面
　　印度医学发达甚早,东汉安上高就是著名的医术者,来华传教之余,开始传入印度医药.梁《高僧传》卷一安士高传谓：“善针(血+永)术,睹色知病,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 一牟子也说：“佛家有病,而进针药.”故针药实传自印度,后汉时针(血+永)诸术盛行,如涪翁著有《针经诊脉法》传世.晋代葛洪、梁代陶宏景等人的炼丹及五行思想,多少也受了印度医术的影响.
　　北瑰时代,西方琉璃传入中国,为国人所喜爱.琉璃为大秦国特产,共有赤、白、黑、黄、青、绿、缥、柑、红、紫等十色.当时中国人对琉璃极为珍视,《北史》大月氏传,月氏商贩京师于是采矿山中,即京师铸之,为琉璃工业之始.此外,中国的熬糖法、葡萄酒酿法等,也都来自印度、高昌.用具方面,汉灵帚时已使用胡床,称为榻,来自波斯,经印度和佛教同时传入中国,汉文的“榻”字,殆由波斯语译音而成.（注十三）中国古代习惯,室内施席而坐,室中施床,上下皆席,入室解屦,没有椅、几等具,至后汉始有,六朝隋唐使用更广,可见其影响.
　　在汉以前,中国虽已有邓析、惠施、墨子、荀子等类似论理学的提出（名学）,但完整的论理学,却要等到佛教因明学输入以后,才开始建立.
　　五其他方面
　　在民间生活中,睹博游戏用的骰子来自印度,印度四千年前的吠陀文献已载有掷骰子,印度著名的史诗《大婆罗多》,载有坚阵王因掷骰子而输去妻子的故事.中国则在出上的晋代坟墓中,才见有陪葬的骰子.其他如印度的幻术（变戏法）和舞蹈,都对中国产生影响.印度重视舞蹈,手部的各种姿态称为“手印”,象征着戏剧的内在含义,这种手印与佛教密宗有关；中国戏剧里许多象徽性的动作,可能就是受到这种手印的影响.中国戏剧发展较迟,到元代才发展成熟,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受到印度乐舞的影响.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深受佛教的影响.印度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而且遍及生活各个层面.中国文化将这股传自中亚、西域各国的外族文化,吸收、融会之后,再创新出属于中国式的佛教文化和艺术.